导读：

　　生意社8月19日讯　一石激起千层浪。目前，一场以GSK（葛兰素史克）事件为始的医药界反腐风暴已在全国展开。社会对药价合理回归的强烈诉求，再度触碰了药品、医疗器械合规营销的问题，进而深入到医生报酬、医院收入和医药分开等制度层面的改革话题。近日，记者采访的医药卫生领域人士认为，GSK事件带来的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仅就药品推广模式和行为而言，重大变革也已悄然展开。
 
　　避嫌：在线替代见面
 
　　一位跨国药企的资深医药代表刘女士告诉记者，无论是跨国制药企业还是本土制药企业，通过医药代表拜访医生以及赞助学术会议等方式，传递企业的产品信息并维护与医生的客情关系，是大家驾轻就熟的营销方式。不可否认，部分企业借正常的学术活动之机，夹杂着一些商业贿赂行为，这也是GSK事件东窗事发的源头。而从目前的情况看，今后无论是医药代表拜访医生还是组织学术会议，都难以为继了。现在许多地方医院和医生已经明确拒绝医药代表的拜访，对参加药企赞助的学术活动也采取了更谨慎的态度，有些地方警方的便衣蹲守医院，严查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很多企业为了避嫌，已经取消了下半年的所有活动。罗氏市场部的一位产品经理告诉记者，上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闲过，甚至有些无所适从。记者熟识的不少药企管理人员纷纷开始休长假，微信朋友圈里满是他们在各处旅游发回的图片。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新的营销方式开始露头，例如传统的组织专家开学术会议的方式被取消，而视频会议开始盛行。通过视频组织专家开会，既可以达到传递产品信息，并与医生交流互动的目的，又不与医生实际接触，可以洗清借会议之机进行商业贿赂的嫌疑。
 
　　另一个被“热捧”的新营销方式就是e-marketing，就是电子营销。电子营销说是运用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二维码扫描仪、户外电视等电子设备，有效整合网络跟传统线下资源进行市场拓展。某营销服务公司的张经理告诉记者，他们目前开发了一个依托微信，定期向医生发布医药专业信息的平台，并通过设计问卷，可以得到医生对于其传递医药信息的反馈。更关键的是，通过这个平台只是与医生交流专业信息，并不存在任何进行商业贿赂的机会。
 
　　期待：法规界定清晰
 
　　企业为了避嫌而停止组织学术活动，其实并非长久之计，而且这样对于医生患者来说都是有损害的。8月9日，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祁国明在“2013中国心脏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产学研用相结合是推动医学发展、创新、转化的必由之路，通过学术交流，可以把医疗诊断治疗的设备和药品研制的成就介绍给专家、学者、医生，并通过专家、学者、医生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取得的科学证据，反过来促进医疗产业及产品，即医疗设备、诊断试剂和药品的改进和创新，这是一条促进整个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坚持。祁国明表示，我们反对医疗腐败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在反对腐败的过程中，把本为合理的且能够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模式废弃掉，那对于医学来讲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倒退。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平衡，制定一个更加规范、更加科学，同时也有利于医学发展和医药产业发展的模式。我们呼吁寻找一种最好的、干净的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模式。
 
　　产学研用如何有机结合？企业以什么方式推动医学发展而同时又利益于医学的发展？远大医药集团管理总部医学部总经理顾向科给记者举了个例子：目前规范临床诊疗行为最重要的就是疾病诊治指南的编撰和推广，而中国疾病诊治指南的制定和修改都是依托国际医药最新研究进展的，这就要求国内专家要紧密保持与国际的交流，但医生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是没有预算的，一般就有赖于企业的出资赞助。这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不可否认的是，在赞助学术交流以及编撰诊治指南的过程中，的确有企业借机组织医生到国外旅游，或通过贿赂等手段影响相关指南偏向自己的产品。“这样的行为必须严格禁止，但因此就不让企业组织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则可能导致中国医生的专业水平滞后，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患者。”顾向科指出，一个市场中的灰色地带越少，越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绝大部分专家、医生都希望，参加企业赞助的学术活动或者与企业接触在法律法规层面能有更清晰的界定：哪些是底线，哪儿是雷区，是不可触碰的；哪些可以做，应该如何实施规范化的操作，等等。
 
　　某跨国药企医学部刘经理告诉记者，有些企业借助新药上市后临床研究（Ⅳ期临床）的机会，给参与的医生好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可目前很多企业为了避嫌，就停止了Ⅳ期临床研究。“这是因噎废食。因为对于很多药来说，不进行Ⅳ期临床研究，患者就要承担很大风险。”刘经理说，作为制药企业，最希望法律法规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更明确的规定，既可以杜绝医疗腐败，又可以保证正常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医学的发展进步一直得益于医药企业的贡献；反之，医药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医学的进步和医生的参与。祁国明指出，医疗器械和药品的研发创新不仅仅是企业一方就能够解决的，虽然有的企业有强大的研发机构，但是仍离不开专家型医生的参与，无论是Ⅰ期、Ⅱ期，还是Ⅲ期临床试验，以及上市以后的评价都需要有科学的数据，这些数据就来自于医疗实践，此后数据反作用于医药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共同提高的过程。如果把企业和医生割裂开了，双方就都不可能进步。而医药企业和医生的规范互动，需要清晰明确的法律法规来保证。
 
　　医改：补偿难题待破
 
　　没有人怀疑，医药界反腐风暴的持续开展能够有效杜绝医生的非法收入。但接下来呢？
 
　　北京友谊医院的一位老专家计算了一下一个医生的合法收入主要包括：1.基本工资收入。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主治医师，其每月基本月工资通常很少超过3000元人民币，大部分不超过2000元。即便是拥有高级职称的主任医师，其基本月工资收入也很少超过7000元。2.劳务费收入。这是大部分一线医生收入的主要来源。医院按一定的百分比，将科室净收入返还给科室，再由科主任根据各种各样的标准（如职称、手术例数、请假天数等）、以不同的分配比例发放给每位医生护士。必须指出，这部分收入与药物的关系不大，因为很多药物和科室的净收入无关。实际上，这部分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各种治疗费、护理费等。还要指出的是，由于医疗服务收费过于低廉，所以构成医生劳务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医生的劳动，而是使用仪器设备产生的费用。3.奖金收入。这与科室收入和医院的总收入相关，差别往往较大。一般一年发1～2次，数额从几千到一两万元不等。这部分收入中，来源于医生劳动的部分很少，大多还是来源于高端设备仪器使用费用及低消耗仪器大量累积应用，仍然是以器械产生的费用为主。
 
　　有数据显示，医护人员的诊断、治疗、护理等专业化劳动产生的费用，在医疗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由此可见，实际上医生综合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经验进行医疗服务所获得的价值是及其低下的。
 
　　通常，北京三甲医院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主治医生，正常年收入也就10万元左右，而其工作强度、压力和风险性与一般公司白领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医生这一职业的“性价比”较低，这也是近年来医学生流失转行的直接原因。
 
　　其实，就商业贿赂问题，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医疗领域和医药企业人士都认为，取消医生的非法收入（如药品和耗材的回扣）是必须的，但与此同时，如何合法合规合理地提高医生收入，也是医改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让医生通过其技能赚取足够的合法收入，势必导致医生改行，医疗领域和医药行业整体萎缩。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想来这样的局面是没有人愿意面对的。
 
　　更多专家指出，根除医疗和药品流通领域腐败亟待完善顶层设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医药彻底分开，铲除医药腐败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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